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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平:法官与学者的对话,挖掘数据权益保护可行路径——“民法典时代的数据权益司法保护”研讨会总结发言
2020年10月09日 发布人:华诚小编

高富平:法官与学者的对话,挖掘数据权益保护可行路径——“民法典时代的数据权益司法保护”研讨会总结发言


本文转载自数据法律资讯,内容为华东政法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华诚所高级合伙人高富平在下述研讨会上总结发言的节选。

杭州互联网法院主办,互联网法治研究院(杭州)和华东政法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承办的“民法典时代的数据权益司法保护”研讨会于2020年9月19日通过腾讯会议举行。华东政法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高富平教授代表承办方作会议总结,并发表对数据权益保护的基本看法。

以下为发言内容节选

……接下来我简单谈五点体会和思考: 

No.1

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

 

个人信息是社会可以使用的信息,现行法律赋予信息主体的权利是让个人参与到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让个人参与而不是单方决定个人信息的使用是当今世界各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普遍原则。借鉴域外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我国《民法典》确认了知情权、访问权、复制权、更正权和删除权四种主体权利,这些权利只是为了维护数据主体利益的程序性权利。对此,张金平教授回溯个人信息保护的真正目的,进行了深度分析;姚佳教授似乎也认同《民法典》规定的四种权利是程序性权利。

 

No.2

同意的效力问题

 

告知最具基础性地位,确保同意可以充分知情。但是,同意的法律性质既不是使用许可,也不是授权,因为个人对个人信息并没有使用决定权。《民法典》仅仅赋予个人对姓名、肖像和有识别性声音的许可使用权,并没有规定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有许可使用的权利,泛在可识别个人的信息仅仅受法律保护。既无权利何来许可他人使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个人同意并没有放弃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也没有为使用者创造使用的自由,同意只产生阻却使用者行为违法的法律后果。将同意理解为授权既不符合《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定位,也偏离了国际社会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普遍认识。因此,我非常欣赏许可教授对司法界流行的“三重授权”规则的批判性修正,他已经意识到用户决定数据使用会阻碍数据经济发展。

 

No.3

公共数据使用规则

 

数据具有公共性与社会性,但是,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公共数据。法律意义上的公共数据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收集和使用的数据,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都包含公共数据。现在所讲的公共数据通常是从数据隶属主体角度来定义的,即凡是履行公共职能的政府机关和授权执行公共事务的事业单位在履职过程中形成的数据,就是公共数据。但实际上,这些数据的使用还是要遵循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原则。郭彤法官对公共数据的使用规则作了非常深入和精准的论述。

 

No.4

关于信息与数据区分

 

在我看来,数据是描述或记录客体或事件的,需要通过解释分析转化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信息。数据与信息无论在信息科学还是社会应用中均存在区别,信息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数据(邢会强教授认为信息就是内容),数据是信息的载体。但我们在承认二者的区分时,也不能否认二者之间的牵连,尤其是在实践中不分场景和含义而混同使用二者,导致我们可能难在法律上区分信息和数据。我认为术语区分没有太大的意义,最为关键的是无论数据还是信息,其使用是否触及到数据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果涉及相关者的利益就需要法律干预。我同意祝建军法官的总结:在个人层面,信息与数据很难分;在企业数据这块,二者可以区分。我也同意黄春林律师讲的“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不能套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这是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是保护数据或信息上主体权利(张书青法官将之概括为尊严和自由),而数据保护根本是解决数据流通利用的秩序问题,是资源利用秩序的构建问题。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当然不能应用同一套规则。

 

No.5

数据利用秩序的形成

 

数据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资源,我们需要建构数据资源利用秩序。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地将数据作为第5大市场要素,法律共同体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构建数据流通秩序。


今天有多位学者对此作了论述,龙卫球教授赞同确认企业数据资产权和经营权,而梅夏英教授质疑数据财产权的必要性。今天还有多位法官(郭彤、杨德嘉、徐俊等)从“反法”的角度,认为数据保护本质上是对数据上正当利益的保护,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不仅要看竞争对手的竞争行为是否正当,而且要考量竞争行为是否不当地损害原告的利益。“不当行为+利益的不当损害“成为企业数据财产保护主要手段。而丁晓东教授主张慎用“反法”。实际上,“反法”宗旨是保护自由竞争,这一理念提醒我们,对数据上合法权益予以保护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为创新和正当模仿提供空间。为此沙丽法官特别提出要考虑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不同特征(鼓励创新和自由竞争)来判断数据权益是否应当受到保护。

 

本人认为,数据赋权旨在解决数据利用秩序,这种秩序的解决可能援用主体支配客体的排他支配范式,但数据不存在权属或所有权。尽管今天有多位教授都从权属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本质上沙丽法官讲的价值贡献对数据上权益的保护,体现的是行为规范模式。姚佳教授认为脱敏后数据可以作为商业秘密来对待,我觉得准确的提法是参照商业秘密设计数据财产权。我一直将之表述为数据控制者权保护,核心是承认数据控制者基于控制事实而享有使用权,同时通过立法和司法对其使用行为进行规制和校正,对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加以保护,实现大家所讲的利益平衡目的。


数据利用秩序的本质在于,在承认数据控制者享有使用权的同时,限制其控制行为,施加数据开放的义务。这是北京海淀法院的杨德嘉法官所讲“控制数据权利VS开放数据义务”的基本含义。

 

在数据保护方面,我虽然同意梅夏英教授指出的“目前数据上权益保护用力过猛”的观点,但也认为数据上正当合法权益需要正当的保护。与会者观察到,无论从企业和个人角度探讨数据都是非常复杂的(丁晓东);我们需要结合特定数据利用场景来讨论数据权益保护,探讨在特定商业模式下的用户数据权益保护,而不是抽象的谈个人数据保护或数据权益保护(王镭)。当然是否能够实现金枫梁老师所讲数据保护从法益向权利的华丽转变,还需要我们法律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努力。

 

再次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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